在医改中，被提及了近三年的小病进社区，大病(转诊)去医院概念，因缺少大医院的改革配套，难以发挥疏导患者合理就诊实效，将在大医院和社区的诊疗共同体中得以矫正。 或许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通俗化的理解:小病进社区这样一个美好的初衷，因为在社区很难真实享受到大医院专家门诊的高质量服务，导致原定从2009年1月1日起没有在社区首诊而直接去大医院就诊的，医药费将不予报销制度，受到患者的抵制而不得不重新诠释。 新的改革不再强制专家支援社区，也不再强制患者小病进社区。这是一个务实的决策。但并不等于不再探索节约医疗成本的社区之路，而是要重新探索用市场化的道路实现社区与大医院医疗资源的平衡，达到不通过强制而实现社区首诊的目的。实际上，原有的小病进社区，什么是小病，什么是大病，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一个小感冒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病，标准难定，患者自然不放心。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表示，改革关键是要确立社区卫生站和三甲大医院相同的疾病诊断标准，按患者的病情需求配给相应级别的医生和适宜的医疗资源，构建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共同体和畅通的转诊通道，患者不再排队，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即可接受与大医院统一标准的规范诊疗。 这样的目标非常诱人，但用什么方法建立统一标准的规范诊疗，具体路径仍然模糊。是通过社区卫生站设备的完善？还是诊断程序的完善，抑或是通过远程医疗形式与大医院专家直接对接？如果离开了人本身，离开了在诊疗过程中起决定因素的专家，二者的接轨谈何容易？ 北京的看病难，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现实演绎:过于集中的优质医疗资源必然树大招风，再富集的优势医疗资源也捉襟见肘，北京患者只能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排队候诊的漫长队列。 如果不把优秀的专家资源和医疗设备从过于集中的配置方式中解放出来，实现更大范围、更均衡的合理分配，建立卫生服务站与大医院统一标准的诊疗规范同样可能流于空想。因此，不论是中央、北京市政府和大医院，有义务积极主动地对医疗资源匮乏地区承担起均衡医疗资源的责任。硬件投资主要由政府来承担，而软件的医疗人才的培养与建设，则需要通过解放医生来实现。 对于后者，北京医改方案透露的信息则让人看到了曙光。据悉，方案将鼓励专家在完成基本医疗服务之后的业余时间，自愿兼任完全遵循市场规律的医院特需服务，或应聘社区坐堂行医，抑或吸引社会资本自己办诊所办医院，满足更多患者对专家的求诊需要。 该政策意味着，有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可以在兼顾医院本职工作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行医，从而使医生摆脱现有对医院的单位依附关系，成为自由执业的社会人。直接效应是平衡医疗资源，变大量患者上北京为少数医生下基层，既为基层百姓悬壶济世，又为基层培养人才，大大降低社会医疗成本，看病难问题有望缓解；间接效应是医生劳动价值的提升，大处方对医生收入的影响降低，看病贵问题逐渐可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