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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源性疾病”的法律责任
来源:医疗点评网         添加时间:2017-02-20

笔者1998年在《医源性疾病的界定值得商榷》一文中就提出了医源性疾病的法律责任问题,当时是基于修改后的刑法增加了医疗事故罪的新罪名,只进行了简要的讨论。今年相继执行的举证责任倒置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都在提醒我们,深入研究医源性疾病法律责任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为做好这一工作,笔者在学习新法规的同时,复习了1997~2001年发表在《临床误诊误治》杂志医源性疾病与医源性问题专栏内的52篇文章,现将笔者学习的心得体会简述如下,供同道参考。 一、文献复习中思考的问题 本文52篇文章共分析病例266例,其中男175例,女91例,年龄5个月~72岁,与5805例医源性疾病病因统计及国内文献46年的调查分析两文比较,本文统计的信息量太小,故未作一般分析,笔者学习了新法规后再去复习文献时,思考了以下两个问题。 1.允许临床医学有失误:这是临床医学的一个特殊问题,它要求人们由此来理解医务人员的失败,从而达到可原宥的目的。如盆腔肿瘤(直肠癌、子宫癌等)摘除手术损伤输尿管的概率,据国内外文献报道,其发生率为0.7%~6.0%,这一数据是根据医疗失误的不可避免性和千万次手术案例总结出来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当一所医院发生了因手术损伤输尿管的病例时,自然就想到这一数据,即为不该发生的失误而叹息,也想用此来要求患者理解医疗行为的可原宥性(允许失误),从而减少医患纠纷。但作为受害方的病人,却要100%地承受这千分之几的失误带来的痛苦和损害,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作为患者及其亲属当然是难于接受的,医患双方都希望失误不要发生,然而事实却又如此无情,它毕竟还是发生了。笔者非常钦佩医界前辈们的勇气,他们不但承认这是我们医生造成的,而且把它定为一种疾病,叫做医源性疾病。多年来,我们的临床工作者,沿袭着先辈们开辟的研究线路,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逐步使医源性疾病成为一门独立的医源性疾病学。医源性疾病的研究告诉我们,临床医学是一把双刃剑,具有较强的侵袭性,因此医源性问题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同时我们在研究医源性问题的进程中,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的各种失误概率应该成为医方免责或减责的依据之一,因为它是从无数失误的教训中统计出来的,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证明力。 2.技术水平问题:技术水平的高与低,不但是相对的,而且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在全国医院实行了等级评审、医务人员都进行了职称评定,他们的技术水平也都是相对的。在一定等级的范围内和相应的技术职称岗位上,能达到所规定的基本要求,应该说技术水平是高的;但作为一名治好了成百上千病人的医务人员来说,随着阅历的增加,谁也不能自恃医术高明,当他遭遇疑难病症、罕见病例时,同样力不从心。而病人只重结果,不看过程,你没有及早做出正确的诊断,延误了治疗时机,只能说技术水平不高啦!相对于人体疾病来说,我们的医疗技术永远没有穷尽之日,因为人体是宇宙间最为复杂的系统之一,加上由于科学和伦理的原因,对人体的研究多数只能采取暗箱方法,因此,至今对人体疾病的病因、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的知识,虽然有一些比较确定,但还有许多是不确定的。因此,在进行医源性疾病的归因分析时,把技术水平低当作医务人员的过错来对待,实在有失公允。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认识客体太复杂。建国50多年来,我们的医学科技水平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有的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这里有一个比较的标准问题,不论是纵比还是横比,我们的技术水平都是勿容置疑的;但若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极为错综复杂的人体疾病来比,很多问题尚不清楚,我们不能轻易说技术水平高,倒是应该承认技术有限,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有利于我们去探索人体的奥秘。因此用两点论来看待我们的技术水平的高与低比较符合实际,但把技术水平低当作我们的过错来诠释医源性疾病的发生,则有失偏颇。 二、医源性疾病的定义包容着承担民事责任的三个要件的要求 有作者认为违法行为不应该作为独立的责任构成要件,过错已包括了行为的违法性。故本文按三个要件加以论述。 为准确把握医源性疾病的定义,笔者查阅了四部医学辞典,它们对医源性疾病的界定大同小异。《医源性疾病学》一书作了如下的界定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因素引起新的疾病,或加重原疾病,甚至招致死亡,这些都属于医源性疾病。最近的界定见于曾昭耆教授医源性疾病的防范一文,他认为医源性疾病或医源性问题,是指由于医务人员在从事医疗活动中,对诊断治疗及护理等问题处理不当,而给病人造成的各种不良后果[9]。各辞典认为造成医源性疾病的原因有不负责任或技术水平低、不慎或处理不当等专业技术水平低造成的误诊被认为是导致医源性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医务人员不能正确掌握某些疾病检查的适应证和禁忌证、语言和行为不当、思想方法片面和缺乏临床辨证思维等等,从以上各种定义对医源性疾病的界定中,我们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它完全符合承担民事责任的三个要件的要求。 1.损害事实的存在:上述医源性疾病的定义中都有加重原疾病、引起新的疾病、造成各种不良后果、甚至死亡,这些都是损害事实。具备损害事实是提请民事诉讼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损害事实,即使被告方有主观过错,也不能追究民事责任,因此,损害事实的存在至关重要。 2.医务人员都有过错:上述定义中指出的不负责任、处置不当、不慎、语言行为不当等都属于医务人员的主观过错范畴。过错是一种主观状态,也是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下的外在行为;过错的基本形式是故意和过失,医务人员发生过错绝大多数都表现为过失,过失又有轻过失、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之分。 3.损害结果与过错存在因果关系:医源性疾病的定义把损害事实与医务人员存在过失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表述的清清楚楚、完完整整。这使人感到,医源性疾病的定义就像是根据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尺码量身定做的时装一样,合身得体、恰到好处。研究医源性疾病的同仁们,苦心钻研多年,著述汗牛充栋,可怎么也不会想到,法制竟会这么严厉地、牢牢地把它纳入了承担民事责任的股掌之中!这到底是我们学术研究出了偏差,还是法治对医学的捉弄。有作者认为医学领域的进步和相应的法律系统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法律的介入能够不断地矫正医学的发展方向,因此,当我们面对至高无上的法律时,我等只能俯首称臣,按规矩办事。 三、医源性疾病研究的设想 鉴于医源性疾病的广袤性和它与法律关系的紧密性,我们对它的研究方法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用法来矫正我们的研究方向。环顾临床医学,没有一种疾病像医源性疾病那样包罗万象,涵盖临床各个学科、各种检测手段及治疗领域,这么庞大的一种疾病,真像一个大筐,什么医疗缺陷、一果多因问题,甚至原因不明的问题都可以往里装,以致造成界线不清、责任不明,使医务人员难于做出医源性疾病的正确诊断。因此笔者认为,从定义上缩小包围圈是当务之急,把那些与医方过错无关的医源性问题排除在医源性疾病之外,也就是说医源性疾病只研究那些应该由医方负民事责任的医源性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非常明确地把产生不良后果和医疗意外的六种情况都排除在医疗事故之外,如按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还把它们留在医源性疾病之内,无形中扩大了我们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同时,临床误诊误治也应从医源性疾病中分离出来。误诊学近年来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它有基本理论,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机构和队伍,有学术期刊和专著,而更重要的是为广大医务人员所认同和使用,在使用中其科学价值也得到了体现。笔者前几年已尝试着用医与法相结合的方法去探讨临床误诊误治的法学特点,其中《试论临床误诊误治的无过错性》一文曾获四川省南充市政府1998~1999年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说明无过错性已开始被接受和认同。2000年又发表了《试论临床误诊误治的不可预见性》作为前文的补充。笔者感到,运用医与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我们临床上与法律关系较为密切的疾病和问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我国卫生法制建设和医学进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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